刘云耕
三句话伴我终生
1992年10月的一天，突然接到通知，要我马上赶到李庸夫局长的办公室去。什么事那么急？时任市劳改局副局长的我，拿了记事本，匆匆上车前往市司法局。
李庸夫是1943年参加八路军的老革命，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在福建的县公安局、省公安厅工作，后又任公安部副部长秘书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秘书。
劳改局是司法局下属机构，两局机关不在同一地方。我是李局长下级的下级，平时与他接触的机会少，这是他第一次正式约我到他办公室去，我有点紧张和茫然。
李局长身材魁梧，慈眉善目，说话沉稳、淡定，越是基层的普通干部、群众，越会觉得他和蔼可亲，可一些处、局级机关干部，看到他都心存敬畏，因为深知他要求之严。有人说，如果戏剧演出需要一个堂堂正正的局长演员，那么李局长可以不作任何化装，径直上台，他一身正气的形象和领导干部的风度就足以体现。
那天，李局长见到我，起身抬手示意我坐下，开门见山地说：“我今天请你来是告诉你，市委已经研究决定，由你来接任市劳改局局长。”这是李局长的风格，说话从不转弯抹角。
我吃了一惊，脱口而出：“没想到。”
“对，这局长就是要没想到的人来当。”李局长突然提高嗓音，似有所指地说，“越是想当的人，越不能让他当。”
我更是不知所措，哑然。
我出身普通工人家庭，1985年调到劳改局，跟李局长素不相识，也没有个人交往，但我却能感受到李局长对我的爱护、关心。那年劳改局新建上海市犯罪改造研究所，我当了所长。不久，我到地处安徽的白茅岭劳改农场调研，在最基层的劳改大队里，与犯人面对面工作了9个月。司法局一纸调令，将我召回劳改局，任局长助理、办公室主任，继续兼着研究所所长。
特别让我于心不安的是，1988年，受美国司法部邀请，有一个考察美国监狱的机会，那是极其难得的。劳改局考察团名单早已确定，报到司法局，李局长大笔一挥，拉掉了一位老同志，换上了我，这情况我是赴美考察回来后才知道的。当时，李局长说：“还是让年轻同志去吧。”我对那位老同志一直心存歉疚。我们在纽约、芝加哥、西雅图、旧金山等地考察了12所监狱，对美国监狱的现状有了直观了解，回国后，我写了《我所见到的美国监狱》一组文章。而后，又结合白茅岭劳改农场的实践，写了《试论对囚犯的智力开发》一文，指出长期以来我们曲解了马克思虎扑足球“改过自新的唯一手段即生产劳动”的论述，提出“生产劳动不是改造犯人的唯一手段”的观点。李局长指示司法局出简报转发我的文章，还加上黑体“按语”予以推荐，后来人民日报海外版和英文版的中国日报都刊登了。隔一年，我被任命为上海市监狱监狱长。这一切，我心里非常明白，没有李局长的厚爱、支持，在当年论资排辈突出的政法机关，是不可能的。那时有一批像我一样受到李局长青睐的年轻干部得以重用，对此大家都有同感。
李局长是一位极具个性魅力的领导，平时话不多，但说出的话字字句句很有分量，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那次约谈时他说的3句话。
“要带好队伍打好仗。”李局长是八路军老战士，行伍出身，“带好队伍打好仗”是他对我言简意赅的工作交代。这话他在其他场合也多次讲过，他还回忆了战争年代的带队伍和打仗，日寇大扫荡后，15岁的他，在牺牲的战友尸体堆中，寻找代表我们政权的县政府大印，最后在县长秘书的遗体旁、被鲜血染红的雪土里挖出了大印，交回到县长手中。
“任何时候都不要把自己的脑袋系在人家的裤腰带上。”李局长的第二句话意味深长，在“官场”里，把自己脑袋系在上司裤腰带上的人是有的。他是告诫我，凡事要用自己的脑袋独立思考，共产党人不能搞人身依附，不能投机钻营。
“通不通，三分钟。”这是李局长的第三句话。此话他跟我做了解释，过去革命战争年代，常有战友牺牲，岗位必须有人顶上，提拔上来，降级下去，都有可能，都是革命工作需要。那时没有那么多时间来做思想工作，上级一个命令下来，给你三分钟时间，无论你想通了还是没想通，立马赴任到位。“通不通，三分钟”是对革命事业忠诚度的考验，也是共产党人的组织观念。
我在李局长领导下工作了8年多，他的这3句话使我终生受益。在以后的工作生涯中，我都以此为铭，反复咀嚼，细细品味，提醒鞭策自己。
确守初心 至望始终
“文革”初期，李庸夫在上海市委办公厅当秘书处长。1966年12月30日，发生“康平路流血事件”，91人受伤，上海市委陷于瘫痪状态，全国大规模武斗由此而始。李庸夫为保卫市委办公地的安全，继续工作，寻找秘密房源，转移机关文件和档案，造反派称秘书处是“黑市委机关保皇派的最后一个堡垒”。不久，造反派批斗李庸夫，给他套上一顶三尺高帽，拉出去和办公厅领导一起游街。从宝庆路出发，途经东湖路、华山路，到康平路时，他趁人不注意，把头上的高帽摘下一看，见前面写着“反革命”，就说“这不对呀”，再把帽子转过来一看，见后面写着“修正主义”，说“这还沾点边”，于是把高帽转个身，戴上继续走路……
游街回来，他摘掉头上的高帽，立刻又投入了工作。
随着运动深入，李庸夫被隔离批斗，失去自由，关进了“牛棚”。他百思不解，在床头墙上写下了武超等一长串名字，别人不知何意，其实这些都是李庸夫已牺牲的亲密战友，武超又是老乡，比李庸夫大2岁。李庸夫在迷茫、艰难时刻，默念着牺牲战友的名字，激励自己。
1969年下半年，在“四个面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农村，面向基层）的口号下，被“解放”出来不久的李庸夫作为赴黑龙江慰问团成员，交掉上海的住房，带着妻子和儿女，北迁到黑龙江。在与苏联一江之隔的呼玛县老卡村，李庸夫与在那里插队落户的上海知识青年一起劳动，一起生活，名为“干部带领，集体插队”。
为寻踪李庸夫的这段足迹，我找到了当年的知青徐惠民（他已从上海吴淞中学校长岗位上退休）。那年才16岁的徐惠民与上海控江中学百余名69届初中毕业生一起，到黑龙江呼玛县老卡村插队落户。
徐惠民说：“都是十六七岁的孩子，口中喊着‘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实际上有的连个人生活也难料理。匮乏的物质资源，枯燥的业余生活，日复一日的田间农作，每天2角1分收入，辛苦半年，扣去伙食，我还欠生产队42元。”知青们渐渐陷入了迷茫，困惑中思念着远在上海的亲人，情绪低落。
李庸夫等一批上海干部到来后，被上海知青视作家乡亲人。他们昵称李庸夫为“老李头”，觉得他像慈父一般。那年42岁的“老李头”，被选为生产队政治队长。他带领知青战天斗地，种上上海知青爱吃的绿叶蔬菜，养起奶牛供应知青食堂鲜奶，改造了一条柴油机船，到黑龙江捕鱼，知青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了。
徐惠民动情地跟我说：“‘老李头’身上故事很多，电灯泡的故事令我没齿难忘。”
老卡是个贫困村，虽然通了电，却没有灯座、灯泡，来自大上海的年轻人难以适应十七八小时的漫漫黑夜。他们精力充沛，正是学习的好年华，“老李头”鼓励他们晚上学习文化，但知青们只能在煤油灯下看书、做题、记日记、写家信。“老李头”看了十分心疼。一天，他突然拉住徐惠民：“小徐，走！跟我去公社跑一趟，拿灯泡去。”
赶着马车行了8里路，到了公社大院，办公室的干部都忙着到食堂吃饭去了，守院的老头正逗着他那条大黑狗玩。
“老李头”带着小徐推开主任办公室的门，哇，一个小小办公室，天花板上居然挂着两盏200支光的大灯泡。“老李头”迅速拉过一只凳子，登上去用手缠住带电线的灯泡，对着墙上的毛主席像，口中念念有词：“叫你们不关心知青，叫你们一个办公室用那么多灯……毛主席作证，我可是把灯泡给了知青啦。”说着用力一拽，灯泡、灯座、电线一起掉了下来。小徐赶快接住，装进随身带来的麻袋里。随后，“老李头”带着小徐“扫荡”了一遍所有办公室，凡是一室有两灯的，都没收一个，连带灯座。只用了十几分钟时间，收缴到15个灯泡、灯座，赶着马车，胜利返回老卡。
当晚，老卡的知青宿舍里如同过年。知青自己动手，不一会，十几间宿舍同时亮起了灯，大家围着“老李头”，又唱又跳，仿佛回到了上海的不夜城，庆祝从此告别油灯年代。公社领导知道这件事后，因为“老李头”是上海来的“大官”，又是为知青办实事，嘿嘿地笑着说：挺好，挺好。
“另一个狍子的故事，也是知青们难以忘怀的”，徐惠民说。
到老卡的第一年春节前夕，知青武装民兵连的小王执勤回来，背着步骑枪（步骑枪是苏联的枪型，略短于步枪）骑在马背上，一只手拽着缰绳，另一只手挥舞着，嘴里喊“乌拉！乌拉！”马背上驮着一只狍子。知青们立即剥皮开膛，70多斤的大狍子，三下五除二，收拾停当。想到“老李头”平时对知青的好，大家一致决定把一条狍子腿送给他尝尝鲜，其余的一锅炖，每个人美美地吃了一大碗。
这天下午，“老李头”带来口信，让抓到狍子的小王到他那里去一次。小王一听，顿时蔫了，原来小王是把老乡套住的狍子偷拿了回来。这下大家都闷了，狍子肉都吃了，没退路了。有人出主意，就说被老乡套住的狍子又犟脱逃走了，这是常有的事。干脆编个故事，说狍子是我们用枪打死的。于是知青们将错就错，把狍子皮叠起来，在心脏部位补打了一枪，子弹穿进又穿出，狍子皮胸、背部两个孔，效果不错。
知青们三五成群跟着小王去糊弄“老李头”。李庸夫取过狍子皮，察看了一下枪眼，笑嘻嘻地说：“你们真能啊！”大家悬着的心放下了。谁知只过了几秒钟，“老李头”突然瞪大眼睛喝道：“谁干的坏事？”知青们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谁也不吱声。“老李头”重新拿起狍皮，指着弹孔说：“子弹穿膛，弹孔应该进去小，出来大，这一模一样大的两个弹孔，分明是你们叠整齐后补打的枪。”他见大家不吭声，又接着说：“这弹孔打中的是心脏部位，狍子应该流血很多。可你们给我的狍腿，血管里都淤着血，这狍子分明不是被枪打死的，而是套住憋死的。好小子们，你们犯了纪律还赖账。这狍腿和狍皮拿去还给老乡，老老实实讲清楚，以后再犯，我拧断你们的脖子。”这批年轻人面面相觑，在骗“老李头”的时候，忘了他是老公安出身。
知青们相互埋怨着回到宿舍，刚进门，看到老乡已经在屋里了。东北老乡很憨厚，说：“吃了就吃了，没关系，狍子皮你们还给我，‘老李头’给我的钱不能要。”知青们都愣住了，原来“老李头”已经替他们向老乡赔了礼，补了钱。
“我们社会有责任”
1983年下半年，劳改局整建制从公安局划归到司法局。自此，李庸夫局长的办公室里总是空无人影，不到半年，他已风尘仆仆，跑遍了所有监狱、劳改劳教农场和劳改支队。
有一次，李庸夫到白茅岭劳改农场，有人说，“山东残老队”是被人遗忘的角落，从未有领导去过。李庸夫一听，立即说：“这就去！”
李庸夫是急性子，“这就去！”三个字经常从他口中迸出。
去“山东残老队”，要翻过一座山，越过一道名叫老虎口的山谷，这里道路崎岖，汽车开不进，下雨天泥泞不堪，步行也很困难，因地处山的东面，“山东残老队”由此得名。
农场领导极力劝阻李庸夫，但李庸夫听说那里有近百名老年人、残疾人，因无亲可投、无家可归，长年留在农场工作直到退休，便执意要去。
农场领导不让李庸夫去是有道理的。那里的老人情况复杂，有解放初期从上海被收容遣送来的游民，有吃过“官司”的留场人员，他们没有亲人，对历史问题心存芥蒂，对社会现实满腔失落。所以农场特意把他们安置在这山谷里，与外界相对隔绝，避免“不良影响”。
翻过老虎口，走到“残老队”，患有心脏病的李庸夫，已是气喘吁吁。大伙刚想歇歇脚，几个老人围了过来，投来惊奇眼光，仿佛见到“天外来客”。很快，他们明白了来者是位局长，不知谁一声唤，“呼”的一下，连拄着拐杖的、靠人扶着的都拥了上来。农场领导有点紧张，放大声也吼不住。李庸夫不慌不忙，拉来一把椅子，一屁股坐下，抹抹额上的汗说：“不要闹，不要闹，我坐下来，今天是专门来听你们意见的。”
老人们平静了下来，七嘴八舌，吃喝拉撒睡，意见一大堆……李庸夫仔细听完，又踱步察看了老人们的生活场所，心情沉重地说：“大家意见那么多，是多少年没有人来的缘故，如果我们经常来……”又转过头，严肃地跟农场领导说：“过去的历史都已过去，他们现在都是公民，是农场的退休职工嘛，老人们提出的那些具体生活问题，是不需再带回去研究研究、商量商量的。今天我把‘财神爷’（局财务处长）也带来了，抓紧解决吧。”
历史已对是非作出了定论，法律也已对罪错进行了惩罚，共产党是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生活上善待那些老年人，足见李庸夫这位老共产党人的宽广胸怀。
老人们反映的燃眉之急问题，不久就解决了。几年以后，“残老队”撤掉了，白茅岭农场中心地区的一所学校改建成了农场养老院，养老设施齐全，我去看过，老人们在那里颐养天年。
李庸夫喜欢下监房，与犯人聊家常、谈心交流。20世纪80年代，监狱里90%左右都是年轻犯人，李庸夫常常忧心忡忡地说，“文革”害了他们，荒废了他们的学业，颠倒了社会道德，我们社会有责任……
李庸夫感情十分丰富，且不加掩饰，一次在上海市监狱的大礼堂里，“走向新岸”报告团的规劝演讲刚结束，他突然动了情，一把拉过桌上的话筒，面对台下2000多名犯人（还有拉线广播），作了即兴发言，我查到了录音记录稿：
“我在白茅岭劳改农场看到一个青年犯人的两本日记，看到深夜才看完。当夜我跟他写了一封信，鼓励他。过了2天，我又赶到监房里和他作了长时间谈话。这个青年人确实很有志气，他为了刻苦学习，冬天把床上睡觉的垫褥丢掉，睡在凉席上，我看有点卧薪尝胆的精神。他为自己开了大大小小17门课，学习两国文字，英语、日语。他没有收音机，又没有课本，自己在那里拼、背，成绩不错。我看到他的精神，就请大队干部批准他听收音机，把他的床位移到电灯下面，减少他的劳动量。他在日记里写道：我学日语不是为了别的，日本民族是个了不起的民族，今后搞‘四化’也要和日本打交道，要研究这个民族，就必须掌握语言这工具。我看他有雄心大志，他一天起码学习12小时，很多时候是通宵达旦。我回市区后，特地到他家家访，我对他父母说，我们支持你孩子好好改造，国家需要人才，搞‘四化’建设需要有文化的人才。一失足成千古恨，我看也不一定成千古恨嘛，只要吸取教训，是会有转机的！”
台下犯人掌声雷动，“走向新岸”报告会成了激发青年犯人改造成才的春雷。
李庸夫关心青年犯人改造成才的例子很多。一个交通大学的研究生犯了罪，李庸夫调阅他的全部档案，小学、中学、大学都是优等生，深为他的失足痛心，派了司法局团委书记与他谈心教育，自己跟交通大学领导联系，得到学校支持，保留这个青年犯人的研究生学业，又指示监狱允许他带进研究生的课程资料，特别给他请假出狱，到交通大学指导老师那里接受面授学习。另有一个在苏北上海农场劳动教养的青年，经常拿着洗衣搓板，把它当作钢琴键，练习指法。李庸夫知道后，考虑到劳动教养制度的特殊性，破例允许家长把钢琴从上海运送进苏北的劳教农场，这个劳教青年不负众望，一边劳动一边刻苦练习，3年劳教期满后，考取了美国的一所音乐院校。
求贤若渴 造群英 赢未来
上海市司法局是1980年恢复重建的，“文革”十年，法制殆尽，教育荒芜，法律人才奇缺，有正规大学文凭的人很少。1983年，李庸夫上任司法局党委书记、局长，他对知识分子情有独钟，从骨子里喜欢读书人，尊重有学问的人。
容国鎏，1946年毕业于交通大学机械系，因学业优良、英语流利，在京沪铁路局实习时被局长看中，选为秘书。容国鎏胞兄是国民党空军上尉，李宗仁总统座机的驾驶员。新中国成立后，容国鎏如实向组织报告了自己的身世、经历，从此厄运不断，先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后又被管制、劳教，40多年磨难，一家5口，妻儿3人精神失常。“文革”后被平反，在劳改工厂担任工程师，屡有创造发明，入了党，穿上了司法警察的制服。李庸夫获知容国鎏情况时，容国鎏已是肿瘤晚期，卧床长海医院。李庸夫性急，当晚找来上海法制报记者陆萍，她采访过容国鎏，问毕详情，带着陆萍驱车直奔长海医院。夜深人静，疲惫的值班医生瞥了一眼李庸夫，径自忙碌。李庸夫像个病人家属般，躬着身跟在医生屁股后，苦苦恳求着，终于触动了医生，带着李庸夫摸进早已黑了灯的病房。陆萍说，在她心目中一直十分高大威严的李局长，为了容国鎏求医生时，显得如此卑怯。容国鎏一见李局长，以为是梦中，热泪涟涟。李庸夫向医生递上名片，医生不接，说这病人没法治了。李庸夫硬是把医生拉着坐了下来，从口袋里掏出一张《上海法制报》，递给医生，上面有陆萍写容国鎏事迹的长篇报道，李庸夫在报眉上用苍劲浓墨写着：“医生，请无论如何救救他！”医生感动了，收下了报纸。
徐立，一位专事德语翻译的女知识分子，受了23年冤屈后得以平反，她写信给李庸夫，恳求把她的户口从地处安徽的劳改农场迁回上海。李庸夫获知后马上批示司法局有关部门跟踪落实，又赶去徐立家里拜访。到了徐家楼下，要登上5楼，患心脏病的他自觉体力不支，遂让驾驶员小毕登楼告知，徐立闻讯激动地奔下楼来。在李庸夫的小车里，徐立倾诉了自己横遭厄运的历史，李庸夫默默地听着……几天后，徐立的户口终于迁回上海。
司法系统一些得以平反、落实政策的知识分子发自内心感激李庸夫，有人对他千恩万谢，几近下跪，李庸夫却心情沉重地对他说：“你不要谢我，这是你早就应该得到的待遇。你受了那么长时间的苦，我们执政党还欠了你。”
这话振聋发聩，在某些人听来觉得很刺耳，甚至大逆不道，共产党怎么还欠了你？但这话出自李庸夫之口，一位1943年参加八路军，为夺取政权浴血奋战的老共产党人，这是何等博大的胸怀。他站位高，把自己视作执政党的一员，努力修补我们曾经的失误，向因此而受到冤屈的人表示歉疚，挽回人心，为党夯实更加坚固的执政基础，建树更加高大的执政形象。
“拨乱反正”，今日青年听起来甚为陌生，似乎只是个政治术语。其实在当年，却是一场真刀实枪的战斗。没有“拨乱反正”，就没有随后的改革开放大好局面。李庸夫为发掘在“左”的路线下被埋没的人才，在司法局成立了专门班子，两年间，为210名知识分子落实政策，为1000多名知识分子调整工作岗位，并从中选拔出56名担任处级领导职务，有的成了局级领导。
李庸夫痛切历史教训，深知要赢得未来，必须觅人才，造群英。他在晚年励志兴办教育，培养大批法律人才。从上海青浦的青东劳教农场划地500亩，1983年兴办上海司法警官学校，1984年创办上海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1985年又办了上海法律高等专科学校。李庸夫十分感叹地说：“这三所学校都是当年动工，当年招生开学。当时清规戒律多，我哪里也不去请示，如果去请示，3年也没人会答复。现在学校办起来了，3年也没人来追问……”
35年过去了，如今坐落在佘山国家旅游度假区的上海政法学院，就是由上海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和上海法律高等专科学校合并而成，李庸夫既是创始人，又是合并后的首任院长。上海政法学院已扩建占地千亩，绿树成荫，花草遍地，学子在读11000余人，设有16个两级院部，本科专业30多个，还有一级学科硕士点和专业学位硕士点。2020年软科中国政法类大学排名第四。
已故原上海政法学院副院长曹昌祯教授曾撰文记录了这段历史：“此三校建设，均未费用政府之基本建设和教育经费，全由公（尊称李庸夫，下同）运用其上海市司法局局长之职权与影响，在其所管辖的范围内筹措募集而成。其兴办学校而敢于冲决陈规，敢于运用职权之魄力，知情者无不骇叹。”“公行伍出身，历任政府要员，而晚年竟孜孜以兴教育，以培人才，至不惜让其家居，捐其薪金。能若公者，有几人哉！今公离世，已届三年，余亦已卸职，且垂垂老矣。思公之事迹，理应勒石，以传后人。静夜默念，此事也，余不为之，孰其为之？今不为之，曷其及之？故撰此文，略叙公办学之情事。”所谓“让其家居”，是指李庸夫腾出家里房间，让学校住房困难的教授家人居住，传为佳话。
离休后的李庸夫，对自己一手创办的上海政法学院依然情不能舍，带着夫人郭阿姨（离休干部）住进招待所，以校为家，辅佐学院领导，呵护、陪伴学院成长。1997年6月23日，李庸夫老院长在学院里心脏病突发，急送医院，时任市公安局局长的我获悉匆匆赶到急救室……但李庸夫老院长终于不治，享年70岁。
悲痛之余，我提议学院塑一铜像，纪念学院创始人李庸夫老院长，留住历史。经有关部门同意，由女雕塑家吴慧明先生制作，李庸夫铸铜胸像高0.8米，底座高1.3米，庄重地安放在“庸夫楼”（原学院的信息大楼）前厅，塑像庄严慈祥。我应学院之嘱题词：兴学之初，原野擘画，筚路蓝缕；筹措资金，殚精竭虑；招募师资，求贤若渴；于法制建设百废待兴之际，为各界培育法律干才万人；锐意进取，屡树业绩，不断开拓司法行政新局面。公一生襟怀坦白，刚正无私，为国司法，呕心沥血，为党办学，远见卓识。今公虽乘鹤西去，老共产党人风范犹存，谨此永志。
2020年6月
本文刊载于《解放日报》2020年7月2日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