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韩国还没有走出时隔11年再次当选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喜悦，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的消息就再度令其隐隐不安，要求美方及时告知访华成果。
自上任以来，韩国总统尹锡悦力求将韩国打造为“全球枢纽国家”，当选非常任理事国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一步。但是，对于何为“全球枢纽国家”的问题，韩国真的想好了吗？
韩国期待“大展拳脚”
韩国本月当选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是其第三次进入联合国安理会。与上次参选不同的是，韩国是本次亚洲区的唯一候选者，因此对本次当选期待极高。在最终的不记名投票中，韩国以180票当选，在192个全体会员中获得三分之二以上的赞成票，将从2024年1月1日起实行其为期两年的权限。
自1991年加入联合国以来，韩国一直希望凸显“中等强国”的地位，以在国际舞台上强化自身的影响力。2001年，时任韩国外长的韩昇洙当选联合国大会主席，2006年，潘基文出任第8届联合国秘书长并在2011年成功连任。2021年7月，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68届贸易和发展理事会上，195个成员国一致通过，将韩国的地位从原来的“发展中国家集团”升至“发达国家集团”——这是自1964年联合国贸发会议成立以来，首次有国家从发展中国家变更为发达国家。
同年12月，第76届联合国大会确认，韩国在联合国会费预算及维和活动费用的分摊占比位于193个会员国中的第九位。在联合国的会费预算占比方面，韩国从1991年加入联合国时的0.69%增至2.57%，增加了3.7倍；在维和活动参与方面，韩国曾向索马里、黎巴嫩、南苏丹等六个国家及地区派遣18000名维和人员。韩方由此认为，在对联合国的财政贡献方面，韩国已经成为仅次于G7与中国的国家。而对于此次成功加入安理会，韩国总统尹锡悦更是认为这是其“全球外交胜利”的体现。
韩国在此次非常任理事国的参选过程中明确提出四大纲领，表示希望未来在维护和建设和平、维护女性权益与和平安全、维护网络安全，以及应对气候变化方面贡献自己的力量，这与其在“印太战略”和“国家安保战略”中的定位一脉相承。但具体来说，韩国希望利用非常任理事国身份获得突破的依然是涉朝问题。特别是考虑到日本非常任理事国任期到2024年底结束，美日韩三方能够在未来的一年多时间中同时参与安理会事务，三方在涉朝问题上的合作尤为值得关注。
外交目标暴露野心
几乎就在加入安理会的同时，尹锡悦政府于6月7日发布新的《国家安保战略》。新战略再次明确了“自由、和平、繁荣的全球枢纽国家”定位，对外部环境的关注排序也依照全球区域-印太区域-朝鲜半岛逐步展开，表明新政府意图摆脱朝鲜半岛为中心的外交战略思路，“和平与繁荣的朝鲜半岛”“和平机制构建”已经彻底成为过往。
为了实现“全球枢纽国家”的目标，尹锡悦政府一方面深化拓展美韩同盟，推动两国间“全球全面战略同盟关系”。通过互访，美韩双方再次确认同盟作为保障亚太地区和平、安全、繁荣的核心轴角色，美韩同盟的外延大幅扩展至半导体供应链、新能源电池、生物化学、情报、宇宙航空等经济科技领域；在《华盛顿宣言》后甚至大肆宣扬两国已形成了“以核为基础的同盟”。此外，韩国在地区外交战略中也紧紧跟随美国的脚步，积极加入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并在“芯片四方联盟”、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等组织中寻求相应的实务合作。同时，尹锡悦将日本视为共享自由民主、市场经济、人权、法治等普遍价值的重要国家，不顾国内批判，不断“放低身段”对日妥协，寻求对日关系改善，希望在朝核问题、经济安全、印太战略、俄乌冲突等国际问题上保持步调一致，致力于将美日韩三边合作全面提升到新高度。
另一方面，积极拓展多边外交，在加强与各地区和国际组织的接触之外还谋求在多元领域的合作，以提升韩国国际地位。2022年俄乌冲突以来，韩国先后向乌克兰及其邻近国家提供高额人道支援，5月正式加入北约合作网络防御卓越中心，6月首次以合作伙伴身份参加北约首脑峰会并设立韩国驻北约代表处，7月韩外长在与非洲国家大使座谈时表示计划通过举办2024年韩非特别峰会升级对非外交，11月尹锡悦总统在参加韩-东盟峰会时提议在2024年将双边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23年3月，韩国以印太地区民主国家的代表身份联合主持所谓第二届“民主峰会”；5月再度受邀参加G7峰会，表示将增加在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援助额度，为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提供2400万美元，寻求加入G7“气候俱乐部”；同月底，尹锡悦政府举办了上台后的首次主场多边外交，邀请太平洋岛国论坛18个成员国领导人出席韩-太平洋岛国峰会，商定在海洋、气候、能源、网络、卫生等众多领域建立全面安全合作关系。
尹锡悦政府异常活跃的外交活动的确惹眼，但其“全球枢纽国家”的定位背后却存在逻辑悖论。无论是从枢纽国家还是从中等强国的定位来看，韩国都应在中美战略博弈的背景下，保持自主、中立立场，通过与主要国家、组织等在多元领域的合作，缓解中美对抗，推动双方在相关议题上的合作。但事实上，韩国的“全球枢纽国家”建构以美韩同盟为基础，不仅放弃了前任政府试图在中美之间寻求平衡的中间路线，反而以“安美经世”替代“安美经中”，不断强化价值外交，意图彰显所谓“自由世界”的影响力，在“一边倒”式的外交路线上越走越远。不仅如此，韩国在其“印太战略”的区域设计中，将英法等欧洲国家也包括在内，将中美博弈进一步扩展为中国对西方的竞争结构，加剧了阵营化对抗色彩。这样的“全球枢纽国家”不可能真正实现世界联动，只会造成更加明显的割裂效果。
外交转向前途几何
尽管尹锡悦政府的外交政策出现转向，但其所面临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限制并未发生改变。在地缘政治方面，朝鲜依然是其最主要的外部威胁。新的《国家安保战略》指出，韩国当前的最大挑战是朝鲜核导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能力的升级，以及核武实际使用可能性所造成的威胁，因此美韩联合防御态势和美日韩安保合作的强化依然是其安保工作的核心。而延伸威慑战略的强化、美韩核协商小组的设立，以及美国战略资产的部署只是进一步加剧了地缘政治的困境。在地缘经济方面，中美竞争加剧了经贸往来、供应链等不稳定性与不确定性。韩国海关机构数据显示，2022年韩国贸易逆差高达475亿美元，是自1956年以来的史上最高值。而截至今年5月，韩国对华贸易赤字已经持续出现了16个月，半导体产业也遭受重大冲击。伴随对外经济出现的还有国内经济环境的恶化。近来，韩国楼市崩溃、物价上涨、贫富分化、地区差距等问题进一步凸显，国民生活水平受到极大影响。
在一定程度上，尹锡悦政府的这种政策转向是国内政治极化在外交领域的外溢延伸结果。2022年的韩国总统选举，尹锡悦总统仅以0.7%的微弱优势当选，由此不难看出韩国政治极化的程度之深。在过去一年的执政期间，国民力量与民主党的政治极化进一步加深。特别是经过新一轮党内势力重组后，两党内部的同质化以及两党之间的异质化特征愈加明显，双方在意识形态和政策立场上的差异也进一步扩大，而尹锡悦的每次外交活动也都会引发国民广泛争议，特别是在对日关系问题上，国民对立尤为明显。在近期《中央日报》和韩国盖洛普进行的尹锡悦总统执政评价调查中，23.9%的国民认为其外交成果最为突显，而40.1%的受访者则认为其执政成果乏善可陈，没有值得夸赞的方面。缺乏政党间共识、国民间共识的外交政策能在多大程度上平稳、持久地推行值得关注。
此外，忽视对华关系的“全球枢纽国家”能走多远更加令人生疑。从《国家安保战略》中不难看出，韩国明显下调了对华关系的定位，不仅通过“美日中俄”的表述将中国排在日本之后，而且在外交部分中也没有单独提及中韩关系，只是以“基于人类普遍价值和共同利益的东亚外交”为题简单带过。无论在朝鲜半岛、印太区域还是在全球问题上，中国都是重要的当事国，也是重要的参与者，韩国对这一事实的“有意回避”或是“视而不见”只会令中韩关系进一步趋冷，压缩其外交活动空间，令其构建的“国家利益优先的实用外交和价值外交”目标面临困境。
牛晓萍（上海政法学院东北亚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